对于音乐学习者而言，掌握基础术语是打开专业之门的钥匙。无论是备考艺考生，还是单纯热爱音乐的爱好者，理解五声、宫调、十二律等核心概念，能更清晰地把握音乐体系的底层逻辑。这些术语不仅是理论学习的基石，更贯穿于作品分析、演奏实践等多个环节。
首先看"五声"，这一概念常被称为"五音"，指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个音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五声音阶并非孤立存在的音乐现象，它与古代阴阳五行、五色五味等朴素哲学观深度融合，形成了早期整体化的美学认知。这种体系甚至被西方音乐学者视为东方音乐的典型形态。例如《战国策·荆轲刺秦王》中提到"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"，这里的"变徵"便是七声音阶中的第四音级，比"徵"低半音，体现了五声体系与其他音阶的延伸关系。
宫调是理解古代音乐调式的关键。所谓宫调，包含"宫"与"调"两个层面——古代将宫、商、角、变徵、徵、羽、变宫称为七声，以任意一声作为音阶起点都可构成调式。若以宫声为起点，即为"宫调式"；以其他声为起点则称为"商调""角调"等，统称"宫调"。这种灵活的调式体系，为古代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。
与宫调体系相辅相成的是十二律制。作为古代重要的定音方法，十二律通过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。从低音到高音依次为：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仲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。这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，奇数为阳律（称"律"），偶数为阴律（称"吕"），因此十二律也简称为"律吕"。这种精密的律制不仅解决了乐器定音问题，更影响了后世音乐理论的发展方向。
古代音乐生态中，俗乐与雅乐构成了鲜明对比又相互影响的二元体系。俗乐是各类民间音乐的总称，其中宫廷宴会使用的俗乐被称为"燕乐"。与之相对，雅乐是统治者用于祭祀、朝贺等大典的乐舞，尽管被赋予"中正和平"的官方定位，但其根源仍可追溯至民间音乐，只是经过了内容与情调的调整。
从现存作品看，俗乐留下了大量文化瑰宝。古琴曲《广陵散》《酒狂》《高山》《流水》《梅花三弄》，琵琶曲《阳春古曲》《平沙落雁》《霓裳曲》，丝竹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《老八板》，广东音乐《旱天雷》《雨打芭蕉》等，都是民间音乐的精华。而雅乐则以周代"六舞"为典范——云门、咸池、大磬、大夏、大镬、大武（前四为文舞，后二为武舞），后世统治者均以此为模板创作颂德乐舞，形成了独特的宫廷音乐传统。
许多经典音乐作品本身就是活的音乐史。以《春江花月夜》为例，它原是乐府《吴声歌曲》名，相传为南朝陈后主所创，原词已佚。隋炀帝、温庭筠等均曾创作同名词作，而唐代张若虚的诗作最为著名，但此时已非原有曲调，更多是文学层面的再创作。
唐代宫廷乐舞《霓裳羽衣舞》（简称《霓裳》）的起源众说纷纭：有说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后创作，有说改编自《婆罗门曲》，还有说前半为玄宗幻想所作、后半融合杨敬述进献的《婆罗门曲》。白居易曾在诗中详细描述其演出场景，可见此曲在唐代的风靡程度。
琵琶大曲《十面埋伏》自明代后期在民间流传，以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战为背景，通过琵琶特有的轮指、扫弦等技巧，生动刻画了千军万马的战场场景，是传统琵琶曲的代表之作，至今仍是专业演奏的经典曲目。
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常存在共通性。以书法为例，作为以汉字为载体、毛笔为工具的线条艺术，书法通过篆、隶、楷等书体的演变，在点画结构中传递作者的个性与修养。从商周甲骨文、两周金文到魏晋行草，涌现出王羲之、颜真卿、怀素等大家，留下《兰亭序》《自叙帖》等经典。其用笔、结构、章法的讲究，与音乐的节奏、旋律、和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汉字造字法"六书"（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）中，前四者为造字法，后两者为用字法。象形如"日、月"直接描摹事物，指事如"上、下"用符号表义，会意如"明"（日+月）组合表意，形声如"江、河"兼顾形与声。这些造字逻辑不仅构建了汉字体系，也为理解传统艺术的符号化表达提供了思路。
